體壇周報駐意大利記者 沈天浩

羅貝托·薩維亞諾是當代意大利最獨特、最勇敢、最有影響力的記者和作家之一。他出生在那不勒斯，成長于中產(chǎn)家庭，曾在那不勒斯大學主修哲學。大學期間，他開始在左翼報刊上發(fā)表揭露那不勒斯地區(qū)黑手黨組織卡莫拉的報道。2006年，他的小說《格莫拉》出版，該小說取材于真實事件，詳盡記錄了卡莫拉的運作機制、產(chǎn)業(yè)網(wǎng)絡、以及其與各種合法行業(yè)的復雜勾連，引發(fā)軒然大波。

在此之后，薩維亞諾成為黑手黨的目標，遭受死亡威脅，只能在意大利國家警察保護之下生活。2008年10月20日，六位諾貝爾獎得主——達里奧·福、米哈伊爾·戈爾巴喬夫、君特·格拉斯、麗塔·列維-蒙塔爾奇尼、奧爾罕·帕慕克和德斯蒙德·圖圖——聯(lián)合發(fā)起呼吁，要求意大利政府竭盡全力保護薩維亞諾，并挫敗卡莫拉。然而，薩維亞諾至今仍處于高度安全防護狀態(tài)，幾乎無法自由外出、享受正常生活

即便如此，薩維亞諾依然保持活躍。他經(jīng)常在電視節(jié)目、報紙專欄和國際媒體上評論意大利政治與社會，也成為右翼政治勢力的眼中釘。在《格莫拉》之后，薩維亞諾繼續(xù)創(chuàng)作，近年來又格外關注足球世界里極端球迷與黑幫組織間的聯(lián)系。

2025年的特倫托體育節(jié)，薩維亞諾來到了現(xiàn)場，用一場1個多小時的演講，與觀眾們分享了他與那不勒斯的故事。那不勒斯是城市，也是球隊，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：“那不勒斯，就是我的父親。”以下是薩維亞諾的演講內容。

1

對我來說，談論那不勒斯總是很困難，因為那不勒斯就是我的父親。

我的意思是，那支球隊與我的關系，不局限于情感，而是一種極為深沉的、近乎本能的聯(lián)系。我和父親常常花上好幾個小時分析比賽，其實大多時候是我在聽，因為他才是真正的觀察者。父與子之間通過一支球隊建立的關系，是充滿魔幻的，因為足球本身就是一種隱喻。那些我們父子之間始終沒能說出口的事情，如今仍能通過足球被表達出來。

所以，當克瓦拉茨赫利亞離開時，我父親的那份憂郁，其實并不只關乎這名球員——他總覺得是自己“發(fā)現(xiàn)”了他，因為他總是熬夜看比賽，狂熱地追看世青賽、歐青賽。某天，他看到了這個名字幾乎念不出來的球員，于是早早地對我說起他，當時他還沒有加盟那不勒斯。當然，他的發(fā)音偏得離譜。當克瓦拉茨赫利亞真的加盟時，他得意地對我說：“你看吧？我早就說了！”

但那份憂傷，其實訴說著別的東西——那是我們很少見面的現(xiàn)實，是一個退休醫(yī)生的焦慮。他曾經(jīng)想去烏克蘭前線做志愿醫(yī)生，后來因為自己已經(jīng)80歲了，只能放棄。他不善于解釋這些感受，也不會用語言表達。他只會在克瓦拉轉會之際輕輕說一句：“真遺憾，他走了。”從那句“真遺憾”里，你得去揣摩他真正想說什么。從小我就學會了這種“解碼”，因為正是在那時，我學會了愛上足球、愛上那不勒斯。

我很幸運，小時候就看到了馬拉多納，見證了一個強大的那不勒斯。這份感受里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來自我的堂兄斯特法諾，他是尤文圖斯球迷。那時尤文陣中的外援是扎瓦羅夫、阿列尼科夫和巴羅斯——那是菲亞特在蘇聯(lián)大舉投資的年代，所以球隊里得有幾個蘇聯(lián)球員。我的那不勒斯能在那些年里戰(zhàn)勝堂兄的尤文圖斯，那真是一種純粹的幸福。

馬拉多納走后的每個夏天，父親每年都懷抱幻想：那不勒斯會簽下他心中的夢幻球員。可每一年的期待都會變成失望。他最想看到的是羅馬里奧，或是另一個巴西人貝貝托，他們一直沒來。那幾年，那不勒斯的簽約挺奇怪的：從洛朗·布蘭克到約納斯·特恩，我只能安慰父親：“爸，你看這個瑞典人，其實挺厲害的！”

我還記得另一個球員——不知為何我總記得這個名字，即便他的技術能力平庸：貝佩·因科恰蒂。有一次我在雜志上看到他要加盟那不勒斯，便興奮地喊：“太棒了，貝佩來了！”

還有安德烈亞·西倫齊，他高大、笨拙，但被我們稱為“超級射手”。只要他們穿上那件藍色球衣，就會被我們愛。這正是那不勒斯足球的真正魔力。

穿上那不勒斯的球衣，意味著與這座城市融為一體。這種事不會在米蘭發(fā)生，不會在國米、羅馬發(fā)生。當然也有些極端案例，比如托蒂之于羅馬，里瓦之于卡利亞里，但他們是絕對的例外。在那不勒斯，穿上那件球衣就意味著成為城市的一部分，哪怕只是短暫的過客。比如伊瓜因，他曾被那不勒斯人深深地愛著，他強壯、銳利，是那不勒斯人最喜歡的前鋒類型，但當他轉投敵人——不是“對手”，而是“敵人”——尤文圖斯時，他立刻被抹去、被詛咒。甚至在如今的那不勒斯街頭暗語里，說某人“是一個伊瓜因”，意思就是這個人不值得信任，是個叛徒。

我一直在想，為什么會這樣？為什么來到那不勒斯踢球，就不只是為球隊踢球，而是為整座城市而戰(zhàn)？這與那不勒斯自身的歷史有關。這座城市的身份意識，與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一樣。

在別的地方，要成為當?shù)厝撕茈y。在特倫托、在米蘭、在柏林、在巴黎——你得是那里的居民、那里的文化產(chǎn)物，才能成為“特倫蒂諾人”、“米蘭人”、“柏林人”、“巴黎人”。但要成為那不勒斯人，其實很容易：你只需待在那兒，讓自己被這座城市“穿過”，就能成為那不勒斯人。那不勒斯有一種魔力，即便在“過度旅游”的時代，它仍然讓人著迷，因為它不會排斥任何人。你想成為那不勒斯人，就能成為那不勒斯人。

而且，它還會把一切都那不勒斯化——任何事都要以那不勒斯為尺度。這有時滑稽，有時顯得可笑、可愛。我?guī)Ц赣H去紐約看天際線，他第一句就是：“唉，這能比得上那不勒斯灣嗎？”無論什么，都得和那不勒斯相比。廣場？就要和平民表決廣場比。海灣？那得和那不勒斯灣比。食物？永遠比不上那不勒斯菜。

我每次見到兩個小侄子，都會這樣逗他們：“你想當柏林人？古巴人？紐約人？”他們回答得斬釘截鐵：“不！我要當那不勒斯人！”一個巴里或米蘭的孩子，未必有這種無條件的認同感，但那不勒斯人有，盡管這座城市復雜、艱難、甚至暴烈。比起那不勒斯，甚至連巴勒莫都更有秩序得多，可人們依舊愿意與那不勒斯認同，因為在那里，他們看見了自己最好的那一面：熱情似火、幽默風趣、充滿誘惑、混亂而詩意。

當一個球員來到那不勒斯，他很快就會明白：他不只是來踢球的，而是來體驗這座城市的。如果他踢得不好，評判他的是整座城市；如果他踢得好，那就是全那不勒斯的驕傲。這就是那不勒斯的獨特之處。

2

我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了這一切。你得想象一下，馬拉多納當時就在那不勒斯踢球——他，是我接下來整個故事的核心，因為迭戈·阿曼多·馬拉多納，毫無疑問深刻地影響了我的人生。

我出生于1979年。馬拉多納抵達那不勒斯時，我還是個孩子。我聽著父親講述過去的英雄：西沃里、維尼西奧、阿爾塔菲尼、尤利亞諾、克萊里奇……我早已熟悉那些球員的故事，卻只能從錄像帶里看到他們。父親收集了那不勒斯隊的百科全書和VHS錄像帶。對我來說，那不勒斯就是我們父子交流的橋梁。

哪怕他想跟我說一些人生的道理，比如“不要總是正面硬碰問題”，他也不會那樣直接說。對他來說，那樣的話不自然、說不出口。他會說：“你得學學奧馬爾·西沃里——永遠不要讓別人看出你真正的意圖。你要走哪條路，就得從相反的方向出發(fā)。”足球的隱喻，就是他想留給我的人生準則。

我雖然沒親眼看過西沃里踢球，只在錄像帶上見過，但我很崇拜他——那個有意大利血統(tǒng)的阿根廷人，天賦極高，踢球時喜歡把球襪拉得很低。我踢球的時候也學著像他那樣，可遺憾的是：我從來不是個好球員。這對我父親來說簡直是一場災難——有個踢不好球的兒子。于是我只好用語言去彌補，談戰(zhàn)術、談球員，把球襪拉低，靠姿態(tài)和言辭掩蓋自己的笨拙。

學生時代，我去德國杜塞爾多夫交換，那是個讓人郁悶的城市。我們去踢球，大家都把我往場上推：“快點，你是那不勒斯人，肯定特別厲害！”我拼命解釋：“其實我不怎么樣。”結果踢完一場，他們都笑著說：“你說得確實沒錯……”

馬拉多納到來時，我的祖父斯特法諾還在世。那是他們那一代人生命中最難忘的時刻：那感覺就像有一件偉大的事情，發(fā)生在你的家庭中、你的生活里。這樣的事，在別的地方大概不會發(fā)生。也許只有極少數(shù)家庭的超級球迷能體會這種感覺。

馬拉多納從巴塞羅那飛來，頭發(fā)又濃又亂，還帶著一份羞澀和緊張。他剛從加泰羅尼亞的挫折中出來。我直說吧，那地方對阿根廷人、對南美人，從來都沒什么好感。加泰羅尼亞人甚至不愿說自己是西班牙人，他們和南美人之間總有距離。相比之下，他們的文化甚至更接近荷蘭人，所以巴塞羅那的足球傳統(tǒng)里總有克魯伊夫這些荷蘭球員。

剛剛抵達那不勒斯，馬拉多納就在一次采訪中留下了很溫柔的話語。記者問：“為什么是那不勒斯？”當然，他的轉會費在當時非常高，但他回答說：“因為托塔（也就是他母親）說我們是那不勒斯人。”托塔一直聲稱她的家族來自那不勒斯，沒人確切知道是哪里，有人說是阿韋利諾，有人說是維蘇威火山腳下的某個村鎮(zhèn)。總之，當他接到那不勒斯的邀請時，母親非常高興，說：“我們本來就來自那里。”

所以，當馬拉多納抵達時，他以為那只是一場普通的亮相，結果是七萬人在等他。實際上有十萬人都想看他亮相，但能進入球場的只有七萬。那張照片太有名了：他走上圣保羅球場的臺階，像是升上奧林匹斯山的神祇，身上披著一條臨時遞給他的圍巾。那時候還沒有周邊商品的概念。我小時候有一張穿著藍色球衣的照片，白色短褲不知道是找誰做的，背號是我姑媽縫上去的，球迷圍巾常常是母親們在家織的。

說回馬拉多納。人們給他披上那條圍巾，他開始顛球，以他標志性的優(yōu)雅姿態(tài)面對七萬名觀眾。那樣的場面，在足球史上從未出現(xiàn)過。俱樂部原本只打算在召開記者會的地方為他舉辦亮相儀式，那其實是圣保羅球場旁邊的一塊小籃球場，可當他們看到那股人潮，臨時決定打開大門，讓大家都進來。

電視把現(xiàn)場畫面?zhèn)骰丶遥耶敃r還是個孩子，看著屏幕上那個瞬間，我意識到：迭戈·阿曼多·馬拉多納來了。他是我們的球員。

馬拉多納雖然是絕對的天才，但他在巴塞羅那時問題不斷。他已經(jīng)開始吸毒，訓練也不積極，與俱樂部主席關系緊張。當時的西班牙社會仍有佛朗哥主義的余毒，對南美人有很深的偏見——他們說：“阿根廷人懶，不工作，只想著享樂和女人。”馬拉多納深受這種敵意的折磨。更糟的是，他遭遇了那次可怕的斷腿事故。

巴斯克后衛(wèi)戈伊科切亞是個徹頭徹尾的混蛋，他的動作非常惡劣，毫無體育精神，直接從后方鏟斷了他的腿骨。馬拉多納的兩條腿從此再也不一樣——一條永遠比另一條短一點。從那一刻起，各大豪門在考慮是否買他時，都會有所顧慮：“他是不是廢了？還能踢多久？在場上會不會累？會不會受傷？”

那不勒斯的勇氣改變了一切。他們原本打算買墨西哥前鋒烏戈·桑切斯，但命運讓他們轉向了馬拉多納。當時，桑普多利亞也在考慮馬拉多納，北方三強則沒有參與。據(jù)傳，那不勒斯通過一次信封報價的小伎倆贏得了交易：他們賄賂了開標的人，提前看到對手的報價，再在信封里加上了一點錢。于是，馬拉多納成了那不勒斯的人。

馬拉多納顛著球，七萬人在歡呼。隨后的記者會上，第一個問題卻很尖銳。一個法國記者問：“你好，迭戈。你知道這座城市有卡莫拉（黑手黨）吧？每天平均有三個人被殺，一切都在他們控制之下。那你知道是誰讓你來的嗎？”那不勒斯主席費萊諾立刻站起來，憤怒地說：“這是個可恥的問題，我來回答。請你離開！你在暗示什么？”

實際上，那并不是個無厘頭的問題，只是作為第一個問題確實有點生猛。年輕的馬拉多納根本不懂現(xiàn)場在發(fā)生什么。當然，實際上購買他的不是卡莫拉，盡管外界總是這么揣測。真正為這筆交易出錢的是那不勒斯銀行，為的是讓這座城市重新燃起希望。馬拉多納花了那不勒斯130億里拉，那在當時是天文數(shù)字。

其實，類似的事情早就發(fā)生過：那不勒斯前主席阿基萊·勞羅，當年花了超過10億里拉買下貝佩·薩沃爾迪（注：交易發(fā)生在1975年，創(chuàng)下當時的世界紀錄），報紙的標題是“那不勒斯花十幾億買人，而城市滿地垃圾”。兩件事看似無關，但實際上足球和那不勒斯從來不是分開的。足球就是城市的生活本身。球員既是那不勒斯人的先知，也是他們的家庭成員。

3

每年圣雅納略（San Gennaro）圣血液化的奇跡發(fā)生時，我都會感到一種深刻的認同。那是那不勒斯最神圣的時刻之一。在那一天，人們向圣雅納略祈求聯(lián)賽冠軍、祈求歐冠，而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妥。按理說，向圣人祈禱應該是求健康、求家人平安，但圣雅納略不一樣：他是懂人間生活的圣人。

他知道人有弱點——如果你偶爾要“取點巧”，他會保佑你；如果你做錯點小事，他不會立刻審判你；甚至即便你“婚外生枝”，他也會保護你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你本身不是惡人，他會以自己的方式告訴你：“不要施暴，不要過火，拿你需要的，然后離開。”人們還會向他求彩票號碼，就像馬西莫·特羅伊西演過的那個經(jīng)典小品那樣。圣雅納略在天地之間調停，是一個懂得“活下去有多難”的圣人。正因如此，他寬容、溫柔，懂得傾聽。你犯錯了，他也依然在你身邊。

通過研究圣雅納略的形象、和演員皮波·博雷利一起創(chuàng)作以他為主題的戲劇，我更加清楚一件事情：那不勒斯的信仰、足球和生活，都是同一回事。

早在17世紀，那不勒斯的“西班牙區(qū)”就一直處于黑暗之中，其實直到我大學時期都還是那樣。那時我住在圣安娜廣場附近的斯庫拉街，我非常懷念那段時光。后來，在巴索利諾擔任市長的年代，那里終于安裝了路燈。以前雖然也有一些零散的燈光，但直到那時，西班牙區(qū)才第一次被強烈照亮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在那之前的很多年里，西班牙區(qū)一直是黑暗的地方。它之所以叫這個名字，是因為當初那里駐扎著西班牙士兵——那些遠離家鄉(xiāng)、沒有家屬的士兵。那里有妓院和賭場，一切都是為了讓士兵們打發(fā)孤獨的時光。后來，當局擔心他們太過放縱、沉迷惡習，就允許士兵的家人從西班牙遷來那不勒斯，于是這一帶才逐漸形成了家庭社區(qū)。

但“黑暗”仍然是問題。黑暗對某些人是有利的——拉皮條者能在暗處誘惑路人，賭徒打架時能迅速逃跑。那些玩“Zecchinette”等地下賭博游戲的人，都更喜歡街道一片漆黑。可對居民來說，這顯然不安全。于是人們嘗試點起油燈照明，但每次有人點燈，立刻有人去把它們熄滅——潑水、潑泥，把燈芯弄得再也點不著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個修士想出了一個聰明的主意。他說：“把圣雅納略的圣像放在燈下，我倒要看看誰敢去熄滅。”于是，那些試圖熄燈的人就猶豫了——誰敢去滅圣人的燈？就這樣，充滿那不勒斯特色的“祈禱龕”誕生了。這種路邊圣龕，其實是一種照明的伎倆：你可以在街上點燈，但名義上是為圣母或圣雅納略點的，如果有人去熄滅，那就是對圣人不敬。這一巧思讓那不勒斯的狹窄街巷終于得以被光照亮。

那不勒斯的祈禱龕

人們可以向圣雅納略祈求那不勒斯隊的勝利。這種祈禱幾乎成了慣例，而如果圣血那天沒有液化，那被視為不祥的預兆。歷史上多次如此：在新冠疫情之前和爆發(fā)當中，血液都沒有液化；1980年地震之前，也沒有液化。每當這種事發(fā)生，人們就擔憂災難將至。當然，有時災禍發(fā)生，圣人的血液依然會液化，于是人們打趣說：“看來圣雅納略也有算錯的時候。”可那不勒斯人會回答：“不，他不會錯。只是我們還沒明白他的信號。”

每年的三個紀念節(jié)日上，眾多那不勒斯人都會來到大教堂，等待圣血液化

圣雅納略的信仰在那不勒斯強大到什么程度？我記不清是哪位教皇，也許是若望·保祿二世，因為擔心這種民間崇拜太接近“異教風俗”，決定把圣雅納略降級為次要圣人，甚至從天主教歷中刪除他的紀念日。結果，第二天那不勒斯大教堂外掛出了一條橫幅，永遠讓人難忘：

“San Gennà, futteténne.”（那不勒斯方言：“圣雅納略，別理他們。”）

我講這些是為了說明：當馬拉多納來到那不勒斯時，他來到的正是這樣一片土地——一片理解他、也能被他理解的土地。那是一種真正的魔法。

最近我采訪了莫吉，他說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：“如果馬拉多納天天訓練，他反而不會那么出色。”為什么？首先因為他的身體與力量非比尋常。你看看當時比賽的錄像就知道，防守球員對他的侵犯是多么殘酷。現(xiàn)在的球員只要被輕輕碰一下就能博得哨聲，可當年的馬拉多納被猛踢、被撞倒，卻幾乎從不抱怨。他能扛住一切。還記得當年有人問詹蒂萊，他是怎么在1982年世界杯上防住馬拉多納的。詹蒂萊的回答很簡單：“別無他法，只能把他放倒。”

馬拉多納的身體極其結實，同時也具有驚人的恢復力。可惜的是，這種天賦讓他能夠承受大量毒品與酒精帶來的損傷。他的身體會腫脹、變形，但幾個月后又恢復如常，頭腦清醒、反應敏捷。他有一種非凡的心理適應力：當他意識到自己必須成為另一個人時，他真的能在六個月內變成那個樣子。正因為如此，莫吉說：“如果他遵守經(jīng)典的規(guī)章制度，他反而會被訓練成一個普通人。”

即便如此，馬拉多納通常每個星期三都會訓練。那天，整個那不勒斯城的學校幾乎都會空掉，所有人都跑去索卡沃觀看他的訓練。后來，俱樂部不得不改為閉門訓練，否則每到星期三，教室里都沒有學生。

馬拉多納在那不勒斯幾乎無法自由行走，全城都圍繞著他。他早已不被視為一個普通球員，而是城市的化身。這正是那不勒斯人與球隊之間近乎神圣的關系。他們生活在一個長期失業(yè)、充滿不平等的地方，普通人早已習慣了靠人情、關系和恩惠，去換取哪怕最基本的權利。可是，在星期天短暫的90分鐘里，當那不勒斯踏上球場，你會有一種感覺：有人在為你伸張正義。

你感到自己屬于那支球隊、屬于那段故事、屬于那個瞬間。那是一種幾乎無法解釋的情緒力量，能讓人暫時擺脫一切失落。

對那不勒斯人來說，足球不只是娛樂，它還有政治意義。即便是上次斯帕萊蒂帶隊奪冠時，我其實一直擔心：北方三強太習慣贏了，他們不像那不勒斯一樣懼怕勝利，他們懂得怎么掌控媒體、怎么向裁判施壓。所以，我當時真怕這一切會被奪走。因為在現(xiàn)代足球的商業(yè)邏輯里，“勝利”總是屬于那些更會經(jīng)營的俱樂部。

對那不勒斯球迷來說，每一場比賽，都像是在修正命運——如果贏了，整個星期的不順都被治愈；如果輸了，生活中的問題會變得更加糟糕。

那么，這一切又與馬拉多納有什么關系？他是一個帶著快樂踢球的人，而這絕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。在我們這個社會里，記者攻擊別人，是為了流量和取悅追隨者；政治家拉攏盟友，是為了選票、權力……人們做事的背后，總有一層功利性的算計。

你或許會想：“那足球呢？球員不也是一群拿高薪的雇傭兵、沉溺享樂的富人嗎？”確實如此：他們中充滿了虛偽、洗錢、逃稅、丑聞……足球這個行業(yè)本身就充滿骯臟。如果我開始講述這項運動的“墳墓”，恐怕永遠也講不完。但當比賽真正開始，你仍能看出：誰在場上傾盡全力、誰在真正地享受比賽。馬拉多納就是那種球員。

他有一句常被引述的名言（至少人們相信是他說的），內容是這樣的：“如果我穿著白色禮服去參加婚禮，而一個孩子朝我扔來一個滿是泥的足球——我會用胸口把球停下，然后再把它踢回去。我才不在乎那身衣服呢。”這句話完美地概括了他：對他而言，踢球始終是游戲。

我從他身上學到一件事：我不是去看比賽，以便看到馬拉多納；我是通過看馬拉多納，去看懂整場比賽。這是偉大球員與其他人的區(qū)別：當你注視他的表現(xiàn)時，你可以看見比賽的完整圖景。他身上有一種無盡的慷慨：他職業(yè)生涯中助攻的進球，遠多于親自打入的進球。

還有那粒著名的“世紀進球”，就是“上帝之手”過后的連過五人。對于那一幕，馬拉多納日后留下了非常動人的描述：“有一次我比賽時，我弟弟拉洛在場邊看，他對我說：‘迭戈，你為什么在晃過所有防守球員之后，不順便過掉守門員？’對英格蘭那場比賽，我發(fā)現(xiàn)面前的情形和當時一模一樣，于是我心想：現(xiàn)在我要照他說的那樣做。”

那一瞬間，完全是游戲的邏輯，而不是功利的計算。他沒想著高額獎金、世界杯淘汰賽的壓力和全世界的目光。他只是在玩。這就是馬拉多納傳遞給我們的東西：游戲的快樂、輕盈的創(chuàng)造力。

那不勒斯當時并不是一個成功的城市：它有著豐富的自然和文化資源，卻沒能成為旅游中心，也沒能建立強大的工業(yè)體系，還陷在卡莫拉的幫派戰(zhàn)爭中。但當球隊贏球時，我們會覺得，全意大利甚至全世界終于意識到：我們并不只是混亂、貧窮或犯罪的代名詞；我們也能靠才華、策略和力量去贏。

這樣的勝利，也是那不勒斯精神的代表。在一個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地方，人們只好依靠想象力、機智與策略去生存。這種精神既屬于意大利，又尤其屬于那不勒斯。沒有工作權、沒有公共交通、沒有市政資源？你就得自己發(fā)明方法。在別處，這些由“制度”提供的東西，在那不勒斯全靠人的創(chuàng)造去替代。于是，這既會滋生狡黠、違法與欺騙，也會孕育出創(chuàng)意、共情與團結——因為人必須活下去。

我永遠不會忘記，在我成長的西班牙區(qū)，每天早晨都有很多母親把孩子交給跨性別者照看。這些跨性別者晚上做性工作，白天就幫忙照顧孩子，而母親們則去黑工廠縫包、做手套、制鞋。那時候，在意大利別的地方，誰會把孩子交給這些人？社會輿論會說：“這些妓女多可怕！”可在那不勒斯，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的需要。因為她們善良，大家也都要活下去。于是，“生存的需要”讓人們超越了偏見。那些女人看到，這些跨性別者其實非常喜歡孩子，她們本來就渴望有家庭。真正消除偏見的，并不是文化啟蒙，而是生存的現(xiàn)實。

這就是那不勒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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